但出海之路并非坦途，尤其是近年来各国越发严苛的贸易限制措施、关税壁垒，都令我国光伏企业在海外市场的销售、布局、业务开展等受到困扰。3月以来，土耳其、印度这两个我国光伏产品出口的重要目的国均作出加征关税决议，进一步筑高贸易壁垒。

根据中国贸易救济信息网的消息，3月14日，印度财政部税收局发布通报，决定继续对原产于或进口自中国的太阳能电池组件用EVA胶膜征收为期5年的反倾销税，其中涉案生产商常州斯威克光伏新材料有限公司征税标准为590美元/公吨，中国其他生产商为897美元/公吨，该通报自公报之日起即生效。

土耳其贸易部则于3月19日发布公告，裁定对原产于中国并经由越南、马来西亚、泰国、克罗地亚及约旦五国出口至土耳其的光伏电池组件和太阳能电池板均征收25美元/平方米反倾销税。按该公告“自发布之日起七日后生效”的规定，这一关税措施目前已生效。

土耳其、印度是我国光伏电池片出口前二大国

对于我国光伏产品出口贸易来说，印度、土耳其都堪称重要目的地。2023年，以出口额计，我国对印度共出口了22亿美元光伏组件，占组件出口总额约5.5%，在各出口国中排名第四；出口光伏电池片约9.7亿美元，在各国中排名第二，仅次于土耳其；而土耳其方面，我国全年对其出口了11.6亿美元的光伏电池片，占到电池片出口总额的28.9%，是我国电池片出口第一大国；组件方面相对较少，共计7271.6亿美元，在各国中排名第55。

但如此重要的两大贸易国，近年来却不断通过反倾销调查等方式给我国光伏产品的出口“带上枷锁”。

2018年起，印度对我国光伏产业链相关产品即有限制措施，而到了2020年代后，贸易壁垒加速筑起。2022年4月，印度将光伏电池片、组件的基本关税分别上提到了40％、25％，当年6月还宣布对原产于或进口自我国的除透明背板之外的太阳能涂氟背板产品征收为期5年的反倾销税；2023年，印度所得税部门对包括天合光能、隆基绿能等龙头在内的我国40家光伏企业进行了避税调查，受此影响，印度在我国光伏产品出口占比份额中已持续下降。

而土耳其早在2016年就对原产于我国的光伏组件发起了反倾销调查，2017年裁定对涉案产品征收20美元/平方米和25美元/平方米的反倾销税，有效期为五年。2022年3月启动第一次日落复审调查，当年9月作出第一次日落复审肯定性终裁，继续征收反倾销税；当年11月，又启动反规避调查，最终形成了上文提及的裁定。

立起贸易壁垒，意在推动光伏制造本土化

实际上，两国持续加码贸易限制措施的目的都是推动光伏制造本土化。

在钛媒体国际智库、钛媒体出海参考联合出品的报告《光伏出海进化论：“全球造、全球卖”的趋势与策略》中提到，我国光伏产业四大环节（硅料、硅片、电池片、组件）的产能、年产量、出口量均领跑全球，其中电池、组件更是占全球产量80%以上，这也形成了我国产品供货全球，而目前多数国家的光伏发展都需依赖我国光伏产品的情况。而随着近年来国际贸易格局加速重构，制造业出现了向本土化、近岸化迁移的现象，无论是欧洲、美国，还是印度、土耳其都在持续推动光伏制造产业的本土化。

以印度为例，该国是目前除中国、美国外全球第三大单体市场，已于2021年提出了2030年可再生能源占比50%的明确目标，美国能源信息暑（EIA）还预测其2050年之前会超过中国，成为全球光伏装机第一大国。而印度自身近年来也不断推行PLI、ALMM等支持本土制造的政策，上述贸易限制措施也配合着相关规划出台，以限制以我国为主的外国光伏产品在当地的销售。不过，在种种举措下，印度光伏产业发展却不及预期，2023年全年新增装机仅10GW，同比下降28%，Ember智库认为印度在试图摆脱对中国产品的依赖时，没能建设好本土产能，导致了供应缺口，所以装机规模下降；彭博新能源财经称其对海外供应依赖度仍较强，光伏制造回流尚未取得明显成效，在技术、成本、规模效应都没有优势的情况下，对中企的依赖仍会继续。

土耳其方面，虽然本土光伏发电装机量较小，但在制造业环节，却是欧洲光伏组件生产的“一哥”，年产能达8GW，该国从我国大量进口电池片，也正是为其组件产线供货。而在全球气候危机加剧，碳中和任务愈发急迫之际，土耳其也制定了能源转型规划，按照相关目标值测算，光伏装机到2035年需达到50GW以上，约为现在的5倍。上游制造业政策的推行和对下游市场快速发展的期待，也让该国对我国组件“竞品”颇为警惕，相关贸易限制措施逐渐加码。不过，根据欧洲光伏行业协会（SPE）的研究，该国目前并不具备大力发展电池片产线的能力，预计在这一环节还会高度依赖我国产品。

回溯历史，对我国光伏产品层出不穷的反倾销、反补贴等调查、关税措施肇始于2011年开始的美国“双反”，报告《光伏出海进化论：“全球造、全球卖”的趋势与策略》也在我国光伏出海历程分期中，将这一时期界定为“动荡期”（2009年至2013年）。而实际上，直到今天，不仅美国“双反”仍在持续，如前文所述跟进国家也有渐多之势，相关反规避调查更是对我国在东南亚等地的海外产能带来风险，诸如“碳足迹认证”“强迫劳动法案”等“绿色壁垒”“蓝色壁垒”也愈发严苛，对我国光伏企业出海之路带来阻碍。

其实，对于全球应对气候危机行动、清洁能源发展规划来说，“双反”等贸易限制也持续带来负面影响，欧洲光伏行业协会（SPE）就曾表示，贸易限制措施会扭曲市场、影响新能源产业的发展，欧盟2010年代曾实行的“双反”措施就导致了当地多年的光伏需求下滑，甚至更严重地打击了本土制造业，与政策意图适得其反。